2005年12月31日

欧宁为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的通讯刊物撰写了一篇关于张金利的文章,讲述去年7月至10月在北京开展《大栅栏计划》的见闻与感受。

张金利的故事

by 欧宁

2005年9月4日,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掌扇胡同一个小复印店的门外,我和几个大妈正在闲聊,胡同里来了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向她们打招呼。她们问,“您家拆迁的事怎样了?”,他说,“明天找了些媒体记者来,你们都一起过来看看啊!”说完就走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张金利,但那时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正在酝酿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煤市街拍摄那些被拆掉的老房子,旁边摆杂货摊的老头告诉我快到117号去拍,说那里有人要在自家屋顶上挂起红色的标语。我赶了过去,看到那里已经围了不少人,117号的门道上刚刚贴了一副红色对联:“国土局拆迁之事不讲理”,“法院拆迁之事退出受理”,横额:“谁给评理”。然后我看到张金利,他手里拿着一叠复印材料,正在向人派发。他看着人越聚越多,马上回屋里拿了更大的一条横幅标语,噔噔地跑到了房顶上,手脚非常麻利地挂了起来。这条约六、七米长的标语写着:“拆迁公司伪造假协议,国土局违法裁决,弱势百姓,难以生存。”署名:“被拆迁人张金利”。

这是张金利第一次为自己的拆迁权益进行公开的抗争。这时候,煤市街的拆迁工程已进行了八个多月,周围都是断壁残垣,张金利的房子就像是废墟中的孤岛。邻居们都搬走了,他为了争取合理的拆迁补偿,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留守在一个几乎被抽空的世界里。没有往日繁华的市井氛围的包裹,他在煤市街117号的日常起居生活像是被揭开了一层皮,就这样裸露着。这天,当他第一次挂起标语,看着自己待拆的房子,听着围观的邻居和路人的议论,他既兴奋,又忐忑。

他1958年生于此地。1978年高中毕业后到大兴插队,1980年入北京第三带钢厂当工人,1991年辞职开饭馆至今。煤市街117号是他的父亲张洪群于1954年购入的私人房产,张洪群购房后在此经营“鸿兴服装加工店”,“文革”初期由政府房屋管理部门接管,“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时发还产权,1984年后一直经营饭馆,张金利1991年接手后更名为金利餐馆,主要经营东北菜,生意一直非常好。如今就他一个人住在餐馆的后房,代表老迈的父亲,还有已迁居它处的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争取这幢房子的拆迁补偿金。他的妻子已离异,女儿张鑫在北京交通大学昌平校区读书,周末时才回来与他住在一起。

因为要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北京市政府下决心整治和改造市内300多个脏、乱、差的城中村和城市角落(2004年北京市第61次市长办公会议公布的数据是343个),大栅栏地区首当其冲。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05年7月公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称,大栅栏地区人口密度为4.5万人/平方公里,居住极度拥挤,危旧房屋多,火灾隐患严重,水电供应不足,卫生状况恶劣,治安混乱,假货泛滥,流动人口众多,他们每天的食宿生活费不足8元人民币,这里已成典型的贫民窟。因为与天安门广场毗邻,大栅栏的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北京市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改善大栅栏地区的道路设施和缓解这一地区的交通压力,2004年12月27日,政府启动了煤市街道路改扩建项目,要把原来的8米路面扩宽到25米,张金利的房屋正好在拆迁之列。

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大栅栏地区西侧的南新华街和东侧的前门大街都要改为商业步行街,他们的理由是,作为北京市交通次干道的南新华街从琉璃厂穿过,把琉璃厂分为东西两端,破坏了这一古老文化商业区的完整;而同样是次干道的前门大街本来就是一个繁华商业区,更应改为步行街。当这两条交通次干道都改为步行街后,为了解决大栅栏地区的交通压力,他们选中了煤市街来进行拓宽和改建,原因是“这条街有价值的文物建筑不多,拆迁难度较小”。张金利对政府规划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他关心的是:他的房子被拆后,他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补偿?他日后的生活怎么过?

煤市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它的北端与大栅栏街(大栅栏地区最繁华、最多老字号聚集的一条街)相接,因此亦沾染了不少旺气,各种店铺林立,人流非常集中,加上这一地区生活和工作成本相对低廉,在这里做生意很容易立足。张金利的餐馆现在虽然已处于一片拆迁的废墟中,但每日仍然宾客盈门,生意极为红火。这正是他最难以割舍的东西:他的生活不可以失去煤市街的这般繁华。他生长在这条街上,靠这条街开餐馆谋生,曾连续14年担任煤市街个体户组长,每年都带头资助孤寡老人,对这条街非常有认同感,他不想离开。他最希望回迁,在煤市街重新拥有一处等价房产,但因为这是道路扩建,不是开发商征地作商业开发,所以回迁的政策对他并不适用。现在他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货币补偿。

张金利自认并不是一个贪得无厌、专与政府作对的刁民,他支持政府的城市建设和改造计划,同意搬迁,但坚持补偿一定要合理。目前政府委托的拆迁公司对他家房产所作的评估,他认为非常不合理:首先是不承认他家房产的商业用房性质(商业用房的货币补偿标准高于住宅用房);其次是补偿面积不准确,没有把院落、门道和一间南房(因“文革”的历史原因没有在产权证上作登记)算在补偿面积内;第三是估价时点应按政府公布的拆迁日期(2004年12月27日)来确定,但拆迁公司在拆迁补偿计算公式中仍按2001年的市场价格来计算,对这几年地价和房价的增值事实视而不见。他一直利用各种正式的途径和方法去申诉自己在拆迁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都无法获得令他满意的答复,最后他决定在自己房顶上挂标语,把自己的事情公开化,寻求媒体和社会的帮助。

这天虽然来了一两个记者,但他们都是以私人身份前来,他们关注张金利的行动,但却无法报道他的故事——因为国家规定,拆迁纠纷是不能随意见报的。张金利对此并没有气馁,有记者前来关注他已经很满足了,而且这条街其他的拆迁户也来了,邻居们的议论让他感觉人心在他这边,这令他倍感踏实。他最关心拆迁公司、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反应,可是过了许多天,他们没有派任何人来回应他的“行动”,于是他又用白布写了几条大标语,加在原来的红色标语上,还捡来一个服装店里废弃的假人(模特),给它穿上汗衫,汗衫上写着:“强烈要求见包公!”,用绳子从屋顶上挂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他的抗争愈演愈烈,成为大栅栏地区人尽皆知的“钉子户”。

我们从9月5日那天认识张金利,开始关注事态的进展,并把他列为我们对大栅栏地区的研究和纪录计划中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从10月12日起,我们把一部Sony DCR-TRV10E的数码摄像机交给了他,由他自己去拍摄自己的生活和事件。他很快就学会了使用这部摄像机,并以极高的热情去纪录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抗议行动。从他的自拍素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全面的张金利:他的能量和活力,智慧和韧性,情感和信念。

张金利每天都会早起到陶然亭公园去晨练,他把摄像机交给旁边相熟的朋友,教会别人使用然后拍摄他本人的各种“绝活”:直腿爬行、爬树,软骨术,还有他最拿手的三皇炮锤拳。三皇炮锤是北京地区流传甚广的一个武术流派,三皇指的是伏羲、神农、黄帝,炮锤指打拳像炮和锤一样沉重凶猛。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三皇炮锤武师们多数在北京以开设镖局、武馆为业,广收门徒,使得三皇炮锤成为北京地区的主流拳种。三皇炮锤现在北京的本门正式弟子有六百多人,张金利十四岁开始习武,二十二岁拜三皇炮锤第六代传人董英俊为师,是六百弟子中的中坚。他的师傅人称大枪董,善舞丈二大枪,是对他一辈子影响最大的人。张金利平时待人彬彬有礼,为人谦和,感恩心重,但遇事很讲原则,不畏强势,这与他长期习武有很大的关系。在拆迁这件事上,他坚守自己的权益,据理力争,绝不退让,背后所依傍的,正是这种一直潜伏在民间的巨大精神力量。

因为手中有一部摄像机,张金利有一天竟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透过镜头来凝视和纪录他一直生活了近五十年的大栅栏地区。他从前门箭楼开始,拍了大栅栏街上同仁堂药店、张一元茶庄、瑞蚨祥绸庄、内联升鞋店、大观楼戏院等老字号,一直拍到遍地瓦砾的煤市街,拍到他风雨飘摇的家。他拍这幢由他亲手在外墙上用油漆写下各种抗议口号的房子,拍他餐馆里的大厨和伙计,拍他青春少艾的女儿,镜头缓慢艰难,久久不愿移去。他一边拍一边念念有词:“存起来”,“留个纪念”,一种急迫的纪录欲念,一种留作档案和证据的意识在他的内心自然生长。

当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派出所的警察要去撤下他屋顶上的横幅标语时,他把镜头对准他们;当他看见在煤市街视察拆迁现场的官员的专车时,他本能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放下了摄像机,但一直让它开着录音;他甚至自己调好摄像机的机位,拍摄自己书写标语和申诉材料的情况,最后还向镜头打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中,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公共资源和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张金利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百姓与政府进行博弈和谈判的缩影。近年来,人们对于旧城改造中的历史保护呼声甚高,但对老百姓的权益却缺乏关注。煤市街的道路扩建考虑了整个大栅栏地区历史文物的保护,但却要这条街的大多数居民为政府的规划作出牺牲。他们数十年来形成的社区生活和人际关系被无情粉碎,他们赖以生存的街道以后将被川流不息的汽车占据,大多数人将找不到以后人生的方向。象张金利这样的市民,本来靠着煤市街可以通过正当的营业过着无忧的生活,现在因为要拆迁,他的人生将要从头再来。就算他通过抗争可以获得较高的补偿金,但因房子的产权持有人是他的父亲,家庭中每个成员都享有继承权,分到他手上的补偿金也不足以解决日后的生计。无论怎么说,为政府的改造计划作出牺牲的老百姓总是处于弱势,政府的拆迁行为应尽量做到公正,并要保证他们有自由表达意见的通道。

一个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它拥有多少高楼大厦,拥有多么发达的交通网络,多么便利的生活和工作设施,还表现在它是否能为每个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创造了平等的机会,它是否能构建一个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参与感的市民社会。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皇权主宰天下,即使近代有民权意识的萌芽和勃发,但仍无法改变整个国家的集体无意识。大栅栏地区可以说北京最早出现市民社会雏形的地方之一,这里自明代始就是北京的商业中心,是平民聚集的地方;清初规定内城只准住旗人,令更多平民移居于此;宣统元年,社址设于此地的《北京醒世画报》,可以说是北京较早出现的针贬时弊、监督社会的新闻媒体;清末,帝制崩溃,各种地下秩序在大栅栏共生并存;民初,现代自由贸易的思想传入大栅栏,由此衍生的民权意识亦开始在这里浮现。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这里看到大量迥异于皇家风格的现代商业、金融和民用建筑的留存,但最难得的是,我们在张金利这样的普通市民身上,看到了一种无形的民间遗产。

张金利在2005年10月12日至21日拍摄的素材,由我们剪辑成35分钟的录像短片,在北京的展览上放映。我们把摄像机交给张金利,也把展览机会让给他,请他来到展览现场,让他直接地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故事。我们不想为他代言,因为这样可能只会接近我们的观念,而离他真正的诉求很远。直至今天,摄像机仍在张金利手上,他的抗争仍未有一个最后的结果,他的房子不知何时会被拆掉……

2005年12月26日,广州

 



1983年张金利在宣武区体育馆获三皇炮锤冠军后与师傅董英俊合影。



1985年三皇炮锤同门合影。前三排左起第七位是张金利。



张金利1986年的结婚照。



某摄影记者给张金利拍的武术照片。



2005年9月28日,张金利的餐馆下水道堵塞,他亲自下去通渠。



煤市街改扩建工程示意图。

 

Back/返回___

Copyright ©2005-2006 Alternative Archiv All Right Reserved